2015年9月，習近平出任中國國家主席后首次訪問美國。不出外界所料，在中國外交部隨后公布的中方成果清單中，中美兩國在農業領域再次達成協議。
    雙方以“加強農業創新，促進糧食安全，推動可持續發展”為主題，就糧食安全、農業生物技術、大數據與農業信息技術創新、環境管理與可持續發展、農業支持以及雙邊合作等議題進行了對話。雙方將進一步加強合作，促進兩國乃至世界農業創新發展。
    此外，中美兩國農業部長還就深化中美雙邊農業合作舉行了會談，續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與美國農業部農業及相關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以促進兩國農業合作全面持續均衡發展。
    對于中美兩國來說，農業都是立國之本。而中美之間的農業合作，多年來也一直都是一個熱門農業話題。但就雙方的合作現狀與成果而言，目前雙方的合作仍然更多地集中于貿易領域。以美國大豆出口為例：在中美的全部貿易品類當中，它是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最大單一商品。其2014年的出口總額大約150億美元，超過了同年美國向中國出口的波音飛機價值總額。
    就雙邊農業合作的本質來說，貿易合作（尤其還只是一部分農產品（000061）貿易合作）繁榮不是一件壞事。
    一方面美國的企業及產品正在越來越多地進入中國；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和成果也可以找到一系列渠道進入美國。但這畢竟只是雙邊合作的組成部分之一，合作還應該包括技術合作（包括種子的研發、推廣等）、產業合作（包括養殖業及種植業）等相關的其他領域。就這些層次而言，中美之間的農業合作已經取得了一系列初步的進展，但還沒有形成一些比較規模化、體系化，能夠讓雙方覺得有必要值得去濃墨重彩地寫上一筆的成果。
    成色欠足
    除貿易交往，在農業技術、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及農業可持續發展等技術性層面，中美之間的農業由于互補性較強，實際上可以形成一種非常良好的、互利而非零和博弈的合作關系。
    對美國來說，以大豆產業為例，因其長期產品過剩，中國的市場空間就顯得十分重要。而與此同時，中國畢竟是大豆的故鄉，有相當多的本土育種及加工資源和經驗，這些正是美國大豆產業可以從中學習及獲益的領域——美國的優勢在于轉基因大豆的生產和銷售，這些產品的主要用途是榨油及生產動物飼料；中國因為地域相對封閉，非轉基因的食品級大豆生產領域內，品種及研發的優勢就非常明顯。
    對中國來說，中美之間的良好農業合作，帶給其的空間可能會相對更大一些。
    首先，就科研領域來說，因為美國的農業種子公司基本上都是私人公司，投資和政府沒有太大關系。在中國目前的專利保護還存在進一步改善空間的前提下，讓它們直接與國內聯合進行開發合作，難度依然不小。但除此之外，中國農科院及東三省一些農科院近期培育出來的一些先進大豆品種，目前正面臨著如何提高其商業化、國際化及產業輸出能力，以便提高其價值的問題。在這些領域內，中美之間的相關機構及公司，就可以進行較為密切的合作與推廣。
    其次，就種植技術合作領域來說，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美國農業生產基于規模巨大的農場體系，以工業化的方式進行，在中國小農經濟占比依然很高的前提下，中美之間談不上合作。實際上，直接照搬照抄的方法的確并不可取。但單純地摒棄，亦是不重全局。美國正在國內實踐及試驗的一系列大農業生產方式，其實可以被視作是一個包含了農業經營體制、土地模式、生產資金管理方式、技術應用等多個領域所系統性組織起來的混合型體系。中國除了可以有選擇地對此進行借鑒，還可以學習其包括衛星技術、導航技術、測產技術、土壤測量技術、田間管理技術等一系列領域的經驗。
    第三，中國目前所格外需要注意的，正是其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在這一領域內，美國也有著一系列的實際的經驗，包括一系列與之相關的水清潔法案、瀕危動物保護法案、休耕法案等。正是在這些法案的約束之下，美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變得更加關注環保、土壤和水資源，以及最終產品的安全及可持續。美國如何規劃并實施起這一法律系統，又是如何贏得了廣大農民的參與，我相信這一過程中其所取得的經驗，反過來是可以給中國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作用的。
    以養殖業中的水產養殖為例，中美之間正在合作的一個項目，就是在提高單產的同時，又不打擾環境，其秘訣就是如何讓養殖過程的廢物最終做到在池塘中進行回收，在盡量不用任何藥物的前提下，用循環水的生產方式做到水體健康及清潔，最終使水產的病害減少，藥物殘留降低，同時產量也能夠得到保障和提高。
    實際上，在這些相關的領域之內，中美農業之間已經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案例型合作。但除此之外，雖然在兩國的各級政府機構間也簽訂了一系列的合作備忘錄，但仍然存在很大空間。造成這種局面的部分原因，是中國的相關各方依然存在以下幾種心態：首先，中國的現狀是人多地少，而美國正好反過來，反正我們沒有學習基礎，所以合作就沒什么可談的；其次，中國依然處于劣勢，二者之間并不平等，憑什么老讓你教我這個、教我那個；第三，為什么美方對于合作的態度如此熱心，背后可能有陰謀。
    如此一來，中美之間在農業領域的合作意愿、期待方面，并不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也就無法進行有效的互動與溝通了。
    投資美國
    除了上述一系列有待加強的領域，中美之間的農業為了謀求更多更大的合作與發展，增加農業投資，尤其是中國向美國進行農業投資，或許是一種可行的手段。
    實際上，近幾年來，出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及產業鏈穩定等目的，中國已開始不斷有企業及資本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農業投資機遇。但就現狀來看，看似成功的案例，實質也許并非如此。發展中國家因為法制環境、基礎設施落后等一系列原因掣肘，使得外來的農業投資想要實現其最初的投資目的，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近來的一個案例是某家中國企業到南美置地生產大豆，當地種種法律法規的限制及較低的辦事效率，使其很難較快形成規模產量；即使能有些出產，但因為運輸條件跟不上，也無法交運至出口碼頭，無奈只得從巴西港口買豆子運往國內，但這怎么說也不是自家農場的產品。這樣的投資，在保障糧食安全及產業鏈穩定方面的作用實在有限。
    相對而言，美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其資源豐富，而市場又是向各方開放的。在遇到其農業資源重組機遇的時候，中國其實可以借鑒日本丸紅、三菱等大企業多年前的經驗，花力氣來進行谷物糧食方面的貿易、物流設施建設等工作。對于中國而言，我們經常說的其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缺失的話語權問題、信息不對稱問題、定價權不足問題，都可以通過參與美國的糧食物流重組過程得到部分有效的解決。
    比如說六七年前，在作為美國最主要大豆出口地之一的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市附近，有一個原本由嘉吉公司掌握的碼頭租期臨近結束（嘉吉自己在這一地區有兩個碼頭，利用率不高）。因為ABCD這四大糧商之間存在競爭的緣故，碼頭所有者希望由新的承租者來對其進行運營。而當地政府和產業也認為，利用率不高意味著效益不好。中國的大豆貿易蒸蒸日上，如果由中國人來投資運營，這個碼頭能夠活躍起來，對各方都有好處。
    如果這件事情最終成真的話，中國在美國就能夠擁有至少一個糧食出運碼頭，不僅能夠出運大豆、玉米、小麥，其他的糧食作物都可以從這個港口向外發貨。而一旦港口的使用率提高了，中國就可以在這個產業鏈中擁有一定的話語權。因為碼頭所體現出來的，其實不僅僅是一個現貨的點那么簡單。在這個點的基礎之上，運營者可以通過參與依托駁船運輸的現貨采購與銷售，收集市場信息，最終將沿岸的所有市場信息采集完整。如此一來，中國在國際糧食貿易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就可以得到大大緩解——美國市場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夠直接反映到當地港口的業務信息中來。
    通過了解甚或參與駁船運輸，延伸業務線，擴大經營范圍，從而在獲得糧源的同時，可以分享隨之而來的大量的信息，這些信息可以涵蓋到整個密西西比河流域及中西部產地的現貨市場。
    更進一步來看，以此作為抓手，中國的運營商甚至還可以借機向上游挺進美國的谷物運輸體系、收購體系。實際上，國際糧商如ABCD在全球范圍內（也包括美國），采取的也都是類似的方式：他們中有的在美國建出口碼頭和出口倉儲設施，有的參與內陸駁船運輸，有的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河流轉運站，還有的深入產地，擁有眾多的鄉村收購站。這些國際糧商，不僅是全球糧食貿易的主力軍，而且還在全球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加工廠，經營農產品的深加工。源源不斷的糧食便通過這個體系從產區運往銷區，從農民手中交到國內和國外的消費者手中，完成了從農場到餐桌、保障人們健康幸福生活的使命。
    之所以說中國還有進入這一市場的機會，是因為這些公司仍然大部分聚焦于物流方面，然后才是加工。在源頭的收購方面，其實仍然存在大量的空間——而且美國的反壟斷法體系規定，每一個地區都必須有兩個以上、分屬不同經營實體的收購站，要保障農民有所選擇、保證競爭——不僅如此，美國很多的農產品鄉村收購站都是當地的農業合作社擁有的，而它們在美國往往都具有相當大的實力。以美國最大的合作社CHS合作社為例，它在包括明尼蘇達、南北達科他、伊利諾伊等全美16個州都既有谷物收購站，也有加工廠，還有能源加工與加油站等，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體系。
    正因如此，雖然美國農業市場內現在的參與者已然很多，四大糧商也已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但并不意味著后來者已經沒有了機會。
    中國應該改變以往一說海外農業投資就只想到巴西、阿根廷、非洲的做法，借機謀求在成熟市場中成為產業鏈中某些關鍵環節如出口碼頭的參與者。在這一方面，日本企業的行動可謂是既快捷又高明，可為我們提供很好的借鑒。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企業的海外農業戰略就開始布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它逐漸成功地在美國、巴西等農業資源大國及地區扎下根系。
    體制短板
    與日本相比，中國企業參與海外農業市場雖由來已久，但真正的農業投資仍相當有限，成功的案例更是寥寥無幾，這與一系列的體制性因素相關。比如上述的新奧爾良碼頭，其實并不用花很多的投資，只是租賃過來對現有設備進行改造一下就可以使用了。其實一開始中國也有企業對此表示過興趣，但最終不了了之，碼頭被別人拿走了。
    假如中國海外農業發展戰略仍然按照目前的體系來執行，結果肯定是越走越難，無法擺脫“國內龍、國外蟲”窘境。而假如要改變現狀，值得關注的方面可能主要有：
    一、中國企業對海外市場現在已不能稱之為不熟悉情況，但這并未成為優勢。比如某大型糧食貿易企業，雖然已有幾十年的海外經營經驗，但并沒有融入到當地產業鏈當中去，只是作為一個純粹的買家在市場中出現。它認為只要有渠道能保障自己的海外貿易，就沒有必要花力氣建立自己的體系——這樣既可能沒法跟四大糧商競爭，也不一定比直接從它們手中購買更便宜——具體的公司很少考慮國家戰略。
    二、之所以出現上述局面，原因之一是進行海外農業投資時，投資、收益及回報的周期均非常漫長，而中國的國有企業經營模式，會直接影響到領導者的抉擇——是冒著風險費力不討好，還是不冒風險完美收官？海外投資的風向讓各方大多傾向于相對保守，也就影響了一大批企業在海外的農業發展戰略。
    三、短期而言，私營企業因為決策速度快、資金相對充裕，它們在海外的農業投資已見起色。但從長期來看，也存在著不少劣勢，在企業的真正實力以及公司領導者的整體學識及修養等方面，都存在明顯短板。
    比如說這些領導者往往賭性極強，但海外農業投資則需要有非常嚴明的紀律作為約束去建立一個高級別的團隊，進行精密合作，凡事都是有規矩的。私營企業往往老板腦袋想的就是規矩，如此一來，則很難撐起中資企業在海外農業市場中的一片天。
    四、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中國的企業即使收購了美國的農業資產，也不一定非得掛上中國的牌子，事事都用中國人去進行管理。這是因為我們對于當地的文化、人事、法律等架構都不了解，長遠來看管理肯定是低效的。這方面，我們可以學習日本的經驗，在收購或者控股完成后，企業的名字、架構基本不變，老板是日本人，雇傭的都是美國員工，在這個基礎上起步，一點一滴地建立對抗其他資本的壁壘。假如經營有道的話，中國人一樣可以把中國農業自身的優勢與他國優勢相結合，并取得相當良好的海外農業投資成績。
    五、為了實現上述一系列目標，中國一定要有自己的國際型人才，有相關的專門人才庫儲備，所謂“有人就有陣地在”。但人才的培養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要想從根本上扭轉目前的局促態勢，將會是一條相當漫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