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養殖污染問題一直是困擾我國畜牧業健康發展的難題。畜牧養殖若要達到環保要求，需要投入大量資金。無論是規模企業還是散養戶，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往往忽略環保設施的投入。從長江豬漂流事件到現代牧業不間斷的污染事件，畜牧養殖污染問題如果處理不當，不僅影響企業的聲譽，還會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就目前狀況看，畜牧養殖的環境風險主要有政策風險和養殖駐地居民群體性抗議風險兩個方面。兩方面因素疊加，促使畜牧養殖活動朝著符合環保要求的規范化方向前進。

　　十八大以來，國家提倡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保護及治理工作從各方面著手進行。近階段的環保治理，政府是主角。首先，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使得治理有法可依。2014年開始施行《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2015年開始施行《新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現代農業發展規劃》，2016年開始施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一些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也相繼出臺。其次，行動彰顯力度。始于2014年的浙江、廣東、福建、湖南等省的水網地區豬場拆遷行動，關閉了不符合要求的豬場，改善了周圍生態環境。環保這道坎，增加了養殖成本，卻也促進了豬價上漲。2016年一路堅挺的豬價，使市場看到了信心，天邦、雙胞胎、溫氏等企業加緊在東北及內蒙地區建廠布局，而這一政策調整帶來的紅利預計會延續到2017年。國家嚴控畜牧業養殖環境污染也是促進市場優勝劣汰的過程，豬場拆遷如此，其他畜牧養殖活動也是如此。

　　二、污染嚴重，畜牧養殖易引發鄰避運動

　　2014年12月，現代牧業湖北通山牧場由于污染問題，引發當地村民圍堵，使得飼料無法進場，牛奶無法外運。最終以牧場同意搬遷解決了此次群體性事件。同年2月，羅牛山定安種豬場因污染被法院強制停產。由于環境污染導致的群體性抗議事件不時見諸報端，我們將此類事件稱為鄰避運動。

　　鄰避運動（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在地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如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鄰避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從而激發人們的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強烈和堅決的、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鄰避運動處理不妥，將激發社會矛盾，容易引發大規模的抗議甚至更為激烈的行動。

　　2011年至2015年，我國發生多起畜牧養殖污染引發的鄰避運動

　　三、規模化養殖企業將是環保的最大受益者

　　任何一種經濟生產活動都會產生外部效應，畜牧養殖活動對環境影響的外部效應更加明顯。畜牧養殖如果嚴格按照環保要求進行，則會對環境產生正的外部效應；相反，則會對環境產生負的外部效應。諸如長江死豬漂流事件，嚴重影響了沿江地域的生活飲用水安全，造成了不良影響。而羅牛山養殖場引發的臭氣、臭水導致當地群眾集體抗議，要求企業搬遷。環境污染使企業不僅面臨法律、法規的制裁，同時使得企業的聲譽受損，給企業的經濟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相反，如果企業按照環保要求進行常規的環境投入，合理利用畜禽養殖的廢棄物，能夠起到改良土壤環境，增加企業收益，也為企業未來的良性發展奠定了基礎。

　　規模化養殖污染事件頻發，也與前期環境承載能力評估不足有關。在現代牧業多地牧場污染事件爆發后，有專家指出，中國除了內蒙古等人煙稀少的草原地區適合萬頭牧場經營外，其他地方的環境是不適合萬頭牧場經營的。這為各地政府部門提了個醒，招商引資不能盲目，要切合實際進行嚴格的環評。

　　四、散養戶最需各方力量支持

　　散戶養殖污染是畜牧環境管理的難點。我國目前散戶養殖占大部分。散戶污染以點源污染為主，不加約束，容易對周圍的環境造成污染。散養戶的經營水平相對滯后，其收益低的特點導致其對環保投入的積極性不高。

　　然而，畜牧養殖仍然是幫助農民致富的有效途徑之一，要兼顧經濟利益，又要環保達標，政府的財政和技術支持必不可少。即使是經濟發達的美國，也對農業實行大額補貼制度，除了奠定了穩定的第一產業基礎外，還為其農牧企業走向國際提供了有效保障。因此，政府采取財政補貼建設三級沉淀池、沼氣池等方式可以有效減輕農民的負擔，提高其環保治理積極性。第二，是技術支撐。目前，中國的畜牧業技術水平還處于劣勢。農民缺乏技術指導，生產水平低下，成為生產率提升的障礙。因此，有效的技術支撐是實現中國農業科技化的關鍵。古人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通過多途徑進行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的經營能力是關鍵。第三，引進多種機制促進畜牧環境污染治理。環保治理資金投入是阻礙養殖者投入的關鍵，多種方式引入社會資金投入分紅中，可以提升治理效率。

　　2017年開始的全國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是摸底，也是治理的前提。可以預見，在普查工作結束后，將會加大對畜牧污染的治理力度。因此，無論你是規模化養殖場還是散養戶，都必須做好通過環保治理關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