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亞政府宣布否決中國企業以3.5億澳元收購澳大利亞養牛場的計劃，理由是該交易違背國家利益；此前，新西蘭政府否決了上海鵬欣集團以5600萬美元收購當地農場的申請。中國企業希望通過在當地購買土地的方式“走出去”為何屢屢受阻？我們該以什么樣的姿態進入國際市場？在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毛學峰時，他分析了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存在的偏差，指出獨特的農業模式才是我國最大戰略優勢所在。

　　→為何“走出去”

　　毛學峰認為，首先應該思考我們為什么要走出去，為什么要建立分支機構，為什么要并購國外企業。“如果缺乏認真思考，或者在政策鼓勵和國外市場誘惑下走出去，由于缺乏戰略層面的深入思考，對當地法律法規、市場風險、政治風險考慮甚少或評估不夠，最后結果往往是盲目競標而成為投行抬價工具或者以失敗告終。”

　　企業“走出去”，首先應該滿足的是自身在全球配置資源的需要。比如全球性農商與食品公司邦吉，就把中國當作自己的重要加工中心之一，把南美作為生產中心，把美國作為研發中心。

　　毛學峰指出，總是擔心我們“被控制”的思維定式，來源于我們覺得自己“還很弱小”的自我認知，但這種認知是錯誤的。我們要轉變思路，企業的走出去是企業資源在全球層面優化配置，而不是簡單的資源控制與被控制。

　　“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責任之一是提供海外市場的相關貿易信息。目前我們在信息掌握方面存在很大不足，嚴重制約對海外市場的開發進展。我們需要了解對方所處發展階段，了解對方需求，和其共同發展實現共贏。當然，我們也需要深入了解自己，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快速增長、農業健康發展，我們肯定做對了諸多方面，這些都需要深入挖掘，在‘三個自信’的基礎上講好中國故事。”他補充說。

　　→何為“走出去”捷徑

　　毛學峰認為，采用租地、買地的方式“走出去”的單一策略，表明我們在商業思維上存在偏差。更可行的辦法是，從研發支持入手，從小企業入手，從小部分股權入手，從建立分支機構開始，學習、適應、熟悉、深耕國外市場。

　　“不要小看小部分股權，在關鍵時候能發揮大作用。”毛學峰強調，只要小額參股，就有機會進入公司的決策層，就能夠產生自己的話語權和定價權。在參與國際市場的進程中逐漸成長，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構建全球營銷網絡，提升品牌價值，自然而然在全球擁有市場力量。

　　同時，進入和掌握全球貿易網絡和物流網絡，也對形成國際市場話語權具有決定性作用。“應當鼓勵有實力、信譽好的中國企業到國外投資，積極參與到倉儲、物流、港口、農產品加工等各個環節，不斷提升農業合作水平。”毛學峰建議。

　　→拿什么“走出去”

　　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能為世界提供的最有價值的是什么？“最大的優勢就是中國的農業。”毛學峰說。

　　美國農業雖然先進，但并不適合新興市場國家的需要。新興市場國家大多處于改造傳統農業的階段，他們恰恰需要剛剛走出這一階段的中國目前擁有的科學技術、農業機械、農業技術推廣和農村治理經驗。

　　例如，“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大都以小農經濟為基礎，他們的現狀和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類似，都面臨著改造傳統農業、從貧窮走向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而這兩個任務恰恰都是中國能幫上忙的。

　　在改造傳統農業這項任務中，首先，我國近三十年的農業技術發展取得了不俗成績，已經實現農業向高產、優質、高效轉變，也在農業技術推廣方面積累了豐富管理經驗。其次，我國農業機械較適用于小農的家庭耕作制度，如“東方紅”拖拉機在越南、非洲就很受歡迎。再次，這些國家都面臨著農業經營制度改革的問題，而這方面經驗是中國的強項，不是美國的強項。

　　毛學峰認為，上述技術和管理經驗更容易被非洲和“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農業所吸納與消化。和中國合作，將會有利于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傳統農業改造。

　　而在從貧窮走向富裕的任務中，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實踐充分表明，減輕饑餓和貧困，唯一的途徑就是為窮人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實現持續且惠及大眾的增長。“中國在這方面也有經驗，過去三十年，我們就是通過人口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完成了經濟和社會的轉型。”毛學峰說。

　　應當鼓勵一些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企業走出去，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其現有設備和生產逐漸向工資水平較低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給這些地區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與現金收入，同時實現他們的工業化、現代化、經濟快速發展。

　　“政府也要轉變觀念，真正地‘幫企業’，而不是‘扶企業’，要用提供信息、數據等公共物品的方式，來取代目前簡單補貼的方式。推動這些企業去幫助、引導欠發達國家改善經濟環境、提高管理效率。”毛學峰說。